原標題:重中谷製冰機壓下的城市“老啃族”
  在城市的孩子努力去供給在農村的家庭,這幾乎就是城市“反哺房屋二胎”農村的唯一形式,然而實質上,這還是農村的“自哺”。
  本刊記二手製冰機者李淳風
  當社會在討論“啃老族”的時候室內裝潢,一些人口中不屑,心頭上卻幾多羡慕。對於“老啃族”們而言更是如此。
  “啃老”室內裝潢、“自啃”或者“老啃”,這個並不嚴謹的分類,大致可以囊括工作著的年輕人。
  “老啃族”,準確描述著如今眾多出身農村的“80後”年輕人的生活狀態。背負著歷史對父母的虧欠、農村“泛家族關係”帶來的沉重人情負擔,他們猶如生活在一個漩渦當中,長時間被動打轉,很難爬上來,卻容易沉下去。
  建房之困
  2014年1月5日,在廣州工作的廣西玉林人羅峰終於鼓足勇氣,決定向妻子“坦白一切”。
  一個多星期前,他接到了家裡的電話。父親說,想在村裡建一棟樓房。在小山村裡,他家還住著一幢時常漏水的泥磚瓦房。
  人工由親戚朋友贊助,剩下的費用,大約需要10餘萬元。羅峰有1個哥哥,2個姐姐,但他們都在鄉下務農,日常還需羅峰接濟,不可能湊多大份子。父親的意思是,由羅峰負責10萬元。
  父母年邁,對這一要求,羅峰無法拒絕。他並不富裕,女兒剛出生,正是用錢時。將所有的存款搜羅起來,也不過區區數萬元在手。羅峰答應父親,將在2014年年底前拿出這筆錢。
  他心裡在打這樣一番算盤:現在戶頭上有1萬多元公積金,加上2014年全年的公積金,又有1萬多元,自己月入在七八千元,明年的收入一分不花,算下來正好夠數。但這意味著,明年全年的家庭開支,就都壓在了妻子一個人身上。妻子每月收入6000元左右,在不發生大的變故的條件下,勉強能夠承擔。
  只是,怎樣向妻子開口,讓他為難,彷徨多日未能啟齒。
  作為一個依靠讀書從農村掙脫進入城市生活的“80後”,工作已經9年,他依然無法清楚地界定自己的身份。“我是一個城裡人還是一個農村人?”這是一個百思無解的問題。戶口放入了廣州的人才市場,人在廣州的企業上班,從城市人口的統計角度看,自己無疑是城市人口。然而身為第一代走出農村的家族成員,他的主要的親屬關係、親緣環境都還穩穩地坐落在老家,“大家”仍在農村。農村對他的“索取”仍牢牢地將他鎖住。
  羅峰的境遇不是孤例,而是出自農村的“城一代”們面臨的普遍困境。
  何東光,廣東河源連平縣人,32歲,在東莞工作,兩年前剛剛完成自己的“鄉村建房大業”。2005年畢業後來到東莞,拿著六七千元的工資,住著最廉價的出租屋,吃著最便宜的快餐,5年間,存下來20萬元,在家鄉的小鎮上建了一棟3層樓房,2011年落成。
  這棟樓房,目前還在空置著,只有一樓的兩間門面出租給別人做小生意。上面兩層,只有一個在鎮上讀書的表妹在住。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都在廣州謀生,父母在村裡務農,目前都不住這套房子。
  這是一種宿命,何東光知道父母逐漸年老,必須為他們創造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有了這棟房子,一家人都踏實。因為建房,自己在城市的生活,相當於畢業六七年後才開始點滴構建。
  負重的人生
  劉小萍,江西吉安人,今年33歲,現在是東莞東城區一家沐足閣的技師。她大專學歷,原本在東莞橫瀝鎮的一家企業做文員,每月2000多元工資,自給自足之餘,每年還能往家裡寄幾千元。
  2008年,因為家裡要建房子,主要支出由她負擔,低微的月薪實在無法支持,她轉行去沐足閣做技師。她能說會道,頗得顧客欣賞,每月收入能達到六七千元。有時能碰到大方的顧客,給不少小費,這種特別的月份加起來就有上萬元。
  房子在去年建起來了,但代價是劉小萍有了一雙皮膚粗糙、關節腫大變形、明顯老於年齡的手。
  “幹了這麼多年,一方面已經難以適應另外一種生活,另一方面這一段履歷一寫,再想回到白領的行列基本已不可能。”劉小萍說,“但這一行現在也不行了,退一步講,就算還能掙錢又能做多久呢?有什麼前途呢?”
  更大的困擾是,劉小萍的婚姻成了問題。儘管她的工作不包含任何不健康的內容,但別人看的時候還是戴著有色眼鏡。她長相還算漂亮,有不少人喜歡她,和她約會,但從不會考慮跟她結婚。
  “為了給父母一棟養老房,可以說毀了我的人生。”劉小萍說。
  對於羅峰、何東光而言,還不到如此嚴重的程度,但為了獲得與城市同齡人同樣的生活條件,必須付出數倍的艱辛,也是不爭的事實。
  何東光說,東莞的房價真正漲起來,是在2007年,從三四千元直線躥升到2008年的七八千元,現在市區房價普遍已經過萬。如果不需要操心父母的住房、養老、醫療等問題,用早年間掙的十幾萬元先買房,那麼自己至少可以少做十幾年的“無用功”。他剛剛在東莞南城區買了房子,100多萬元,背負20年的按揭,現在還在存裝修的錢。
  2008年,股票暴漲,傻瓜都能掙大錢。何東光的一個朋友,拿2萬元炒短線,半年翻了十幾倍。連單位的司機,一年下來都賺了十幾萬元。他們都動員何東光炒股票。“但我沒有錢啊,我的工資一到手,就全部匯給家裡了。除了建房子,家裡供我上學也欠了一屁股債。”
  做城市的人,操農村的心,人在城市,但無法享受城市的生活。何東光很羡慕那些父母有退休金、有社保、有存款的年輕人,他們有的是“啃老族”,剛剛畢業一兩年就在父母支持下買房買車,有的即便不“啃老”,也能夠放心地花自己的薪水,旅游、購物、娛樂隨心所欲。而像自己這樣的人,就只能強迫自己“摳門”。
  “其實我們是‘老啃族’,跟他們就像不是生活在一個時代。”何東光說,因為有“父母老矣”、“老無所養”的心理恐慌,在物質壓力面前動彈不得,人生也顯得狹隘。
  償債者們
  同是“80後”的周玲,一看到手機顯示家裡撥來的電話就會很害怕。“總覺得會出什麼事。”
  家裡來電話,無非兩件事,一是要錢,二是出事了。要錢都還好說,自己沒錢可以借,就怕出大事(比如一場大病,或者意外的災禍),多年來勉強維繫著的生活就會崩潰。
  她是湖南瀏陽人,在深圳工作,每月領4000元左右的工資。工資的使用分配如下:房租、伙食費、電話費加起來每月1500元,寄給父母1000元生活費,給還在上大學的弟弟1000元生活費。剩下500元,不買衣服、也沒有朋友聚餐的情況下能存下來,否則就會月光。
  最讓她苦惱的是,一年中總有幾次同學、朋友從外地來深圳需要接待,那麼整個月的工資就分文不剩了。“有時為了幾天的生活,要去向同事借一兩百元,自己心酸,別人也心酸。”
  “老啃族”的困頓與無奈,在周玲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有時父母或者弟弟來電話,要求臨時追加一些錢,要麼是看病,要麼是湊份子參加村裡的築路、修橋、建祠堂,或者購買額外的生活用品,她的生活就會陷入窘迫,有時會急得暗自哭泣。
  現在她有了男朋友,鬱悶的是,對方的情況幾乎就是自己的翻版。“去年他領了大概六七萬元的工資,給了家裡5萬元,蓋房子,還是蓋房子!”
  再過幾年,雙方父母都老了,小兩口面臨的將是不見盡頭的養老壓力。周玲說,是他們生了我,我沒有理由抱怨,但有時會想,我寧願他們不要生我,憑什麼我就要過這樣的機械性堅持、看不到希望的人生?
  過去數十年,農村社會保障缺失。大部分的農村“80後”的父母,過著飄搖的自生自滅的生活,社會保障對於他們而言幾乎等同於外星詞彙,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子女。在子女成長起來之後,過往的體制性問題造成的歷史空白,就自然而然傳遞到了子女的身上,必須由他們去填補和負擔。
  社保的雙軌制,目前還在遭受強烈的輿論質疑,然而人們似乎都忘記了那些根本與任何一條軌都搭不上邊的老去的農民。
  羅峰也曾想過,攢下來一點錢,為父母補繳社保,回家一問,一開始每人只要一兩萬元,現在已經上漲到了8萬元。補繳之後,父母每個月可領1000元左右。“一個是買不起了,另一個是,掐著指頭一算,這個交易似乎也不合算。”
  相互撕裂的邏輯
  面對各種來自老家的經濟索要,“老啃族”們大多是啞子吃黃連,有苦不能言。一個農村家庭,如果只有一個孩子在城市裡工作,那麼這個孩子一生都自動放棄了訴苦的權利。
  “訴苦,只能給父母更多心理壓力,你必須表現得很堅強,就好像什麼困難你都有辦法對付。”羅峰說。
  被“城市化”了,成為了一個市民,這真是一種值得慶幸的結果嗎?何東光反問自己。他說,成為一個城市人,真的是我自己想要的嗎?我不過是試圖通過努力讀書改變命運,而在當時,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就是進入城市,在這個過程中我根本沒得選擇。
  對於羅峰、何東光他們而言,現在的“市民”身份,其實是一種偽存在。
  在歷史欠賬無法通過公共政策來彌補、清償的條件下,率先被“城市化”意味著現實與心理上痛苦的撕裂。
  “老啃族”除了力盡所能地養著父母,還面對著許多鄉村社會通過父母傳遞過來的額外負擔。前述的築路、修橋、建祠堂是一部分,此外還有農村的泛家族關係帶來的人情負擔。
  比如表弟上大學要贊助一點費用、姑舅新居入伙要贈送一臺電視機、父親的朋友做大壽要送個賀禮……這些人情債,事實上是父母一代的人際關係產生的,也是以父母的名義送出,但最終還是一分一角都落實到子女身上,成為“養老負擔”的一部分。
  “有時候真的覺得自己快扛不住了,但你沒辦法說不。”羅峰說,前年父親打電話來,說他的“同年”(用某種簡單儀式確定的關係很好的同齡朋友)新居入住,想給他送一套客廳沙發的時候,心裡的確憋著一股氣,想吵架。“我家也正要裝修,我自己的沙發還沒有著落呢。”
  羅峰感覺到,城市和農村,運行著兩套完全不同的生活邏輯,彼此之間並不能互相理解,而自己恰巧卡在中間。
  長期缺乏保障,子女就是唯一的保障,這是許多農村“80後”的父母共同的現實。誰家有一個在城市裡有一份像模像樣的工作的子女,就是家裡最大的驕傲,父母們就會熱衷於誇耀他,就像在誇耀一隻源源不斷地下蛋的母雞。
  “有時候回到家裡,根本跟我沒有關係的場合,父親也要找機會來介紹我一番。”羅峰說,“七八千元收入,在他們眼裡是一個高得離譜的數字。別人當然會附和幾聲,羡慕幾眼。”
  “但緊跟而來的就是各種麻煩,有人來向你借錢,或者找你辦事。這時你怎麼辦?借吧,沒錢,對方借了基本也不打算還;辦吧,沒那個能力,答應下來不見得辦得成。你如果拒絕,在鄉下就會迅速形成一個讓家裡人十分難受的負面輿論場。”
  在城市裡,你會在物質上儘量低調,有時還會做一些必要的隱匿,然而在農村,是另一套令人頭大的邏輯。城市裡你常常可以說不,在農村幾乎沒有說不的機會。在城市的孩子努力去供給在農村的家庭,這幾乎就是城市“反哺”農村的唯一形式,然而實質上,這還是農村的“自哺”。
  農村誠有不孝子。去年國慶節,71歲的老人楊李氏千里迢迢來到廣州投靠兒子,一齣火車站就被兒子送進了救助站。這種極端行為,內中當然主要是個人的倫理道德因素使然。
  然而在農村,一樣存在著許多“80後”青年因為生活壓力而對父母不管不顧的案例,這事實上也在從另一個側面提示著“80後”農村子女及其父母的困境。
  “牢騷發過了,責任還在啊。”羅峰拿起手機,咬咬牙撥通了妻子的電話。
(編輯:SN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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